1936年10月中旬，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，胜利地结束了长征。60年弹指一挥间，但长征路上的许多往事，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（一）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实行战略大转移。我所在的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。

我是光泽县人，当时在中央警卫团通讯排当电话兵，主要任务是架线和收线。我所在的班共12人，行军时除了自己的行装、粮食、武器外，就是每个人一捆电话线，大约500米，有10来斤重。我们班行军时随中央机关一起的。每到一处休息或宿营，我们电话兵就特别忙，首先是要把电话线打开，一段一段地接通，并检查线路是否畅通。部队开拔时，大队马上都走了，我们才把电话线收拢，扛在肩上，然后跑步赶上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作好下一站布线的准备。

当电话兵也是挺危险的，布线、收线经常遇到敌人的袭扰，牺牲是常有的事。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，挺进到湘江一带时，蒋介石的数10万大军分3路前堵后追，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。这次渡湘江，采取的战术是硬攻硬打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在此次强攻中，我们的电话线不时被炸断，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抢修，一个人得管护几段线路，来回检测，来回接线。一次，一颗炮弹正打中我前方的电话线，一位战友牺牲了，我跑步上前把炸断的电话线接上，保证了中央指挥线路的畅通。

12月8日，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，党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我们线路班的战士一刻不离地守卫在线路旁边。撤离黎平时，由于收线不及，有几个战士被敌人抓去。我们电话兵每人身上只有三颗手榴弹，遇着敌人少就跟他们搏斗，敌人多就把手榴弹甩过去，跑得了就拣回一条命，跑不及就会被敌人抓走。敌人抓住我们电话兵如获至宝，用尽毒刑审讯，妄图使我们的战士屈服，从中探知我军的行军路线和中央首长的行踪。英勇的红军战士视死如归，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，任凭敌人施用各种酷刑，投进监狱坐水牢，在水牢里投放毒蛇，都不吐露半点军情。

遵义会议以前，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，即沿赣、粤、湘、桂边境一直向西行进，10月底渡过湘江，12月到达贵州。12月底，一路经锦屏、剑河、镇远、施秉、黄平、余庆、瓮安等县城，到达乌江南岸猴场。一路上，我们线路班战士躲过敌人无数次追杀，经过几次减员增补，我由战士提升为班长。在猴场的一天傍晚，天正下着大雨，突然线路不通，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去查看线路，发现原先挂在树枝上的电话线被压在崩塌了的岩石底下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电话线从岩石底下拔出来。线断了，一时找不到导线接上去，情急生智，我就用两手抓起两根导线的端点，让电流从人体传导，续通电话。天像墨一样黑，雨在不停的下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，排里派一个电话兵找到这里时，我已全身麻木，几乎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，接通了线路，我这才拖着湿漉漉、疲惫的身体回到了驻地。

几天后，红军渡过了乌江，向遵义城进发。

（二）

遵义会议以后，我调任理发兵，仍属中央警卫团。1935年5月上旬，红军抢渡金沙江。在会理稍事休息。警卫排长命令我给中央首长理发。接受命令后，我背起装理发工具的挎包立即往首长宿营地走去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忙于战事，特别是部队离开遵义，毛主席亲自部署娄山关战斗，指挥红军四渡赤水，打破了敌人的前堵后截，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，取得了长征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理发了。

毛主席见到我，和蔼地向我打招呼，就坐在凳子上让我理发。我虽然从13岁就开始理发，参军后战斗间隙也常给同志们理发，但为毛主席理发还是第一次，所以心里特别紧张、激动，生怕理不好。毛主席大概看出来我的心思，温和地笑了笑，继续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着我动手。我按照毛主席的发型进行修剪，然后又给他刮脸。毛主席下巴处一颗痣，给我的印象最深，约有黄豆大小的肉痣，嵌在下巴的中间偏左一点，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它。毛主席理完发后，洗了脸，操着他浓重的湖南口音风趣地说了一句笑话，逗得朱总司令直笑。

在我擦剪子的当儿，朱总司令已坐下来等我理发了。朱总司令的头发和胡子都是又粗又长，很像一位强健的伙夫。也正是他的这身打扮，谁也认不出他就是红军总司令。给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理完发后，接着又到红军总参谋处和一军团驻地，给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等首长理发。

刘伯承、聂荣臻都很平易近人。给刘伯承首长理发时，他关切地问我是哪里人，什么时候参加红军的，是党员吧，家里还有什么亲人等。我一边给首长理发，一边回答首长的问话：我出生于民国元年，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妹妹被卖当童养媳，我由叔父收养，8岁给地主看牛当长工，13岁学理发。我的家乡在福建省光泽县牛田村，与江西省资溪县毗邻。1929年5月，我刚满17岁，听说赣东北有了共产党，有了工农红军，是打土豪救穷人的革命队伍，于是，由我叔父引导，到资溪县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红军游击队，就这样在赣东北参加了革命队伍，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2年10月，长征开始，我由作战部队调到中央警卫团。聂荣臻同志还问我参加红军好不好？当兵苦不苦？我说，红军好，是工农革命的队伍，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、拯救工农劳苦大众，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当兵，不苦。首长赞扬我：“回答得好，回答得好。”

在长征路上，我还为许许多多首长和战士理过发，他们或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，或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能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勇士们理发，是我一生中很光荣的事，叫我永生难忘。

（三）

我军在会理休整了几天，又向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前进。大渡河河面不宽，但水深流急，两岸的大山都是悬崖峭壁。1863年，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数万大军到此，因渡河未成全军覆灭。蒋介石听说红军到达大渡河。也曾得意地叫嚣，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。在安顺场渡口，我军先遣部队只弄到两只船，对岸有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固守渡口，并筑有坚固的工事。红军先遣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，5月28日乘船渡河登岸成功，为大部队打开了道路。但因船少人多，全军数万人集中在此渡河，即使日夜不停，少说也得半个月。争取时间，就是胜利。于是，红军以已渡河的一个师为右纵队，其余的部队为左纵队，夹河而上，直逼泸定桥。泸定桥是由几根粗大的铁链横空架设的索道桥，桥的两头均有敌人坚固的碉堡工事。红军渡河的时候，守桥的国民党军队已接上峰指令，把桥面上的铺板统统烧掉，只剩下几根寒光闪闪的铁索。先遣团组织了22名勇士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攀沿铁索，抢渡到对岸，消灭了桥头堡里的敌人，重新垫上木板，全军才胜利渡河。

6月中旬，我们来到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。夹金山上山15里，下山15里，高耸的雪峰耀眼难睁。上山没有路，下山也没有路，过山全凭我们踩出的一条路。山顶狂风骤起，雪花卷着人和战马，一不小心就有被掩埋在雪山的危险。这时，我正好帮炊事员老李背着一口又沉又大的行军锅，险些连人带锅一起掉进了万丈雪崖，幸好同志们及时拉住了我。

8月，部队又行进到巴西毛儿盖，展现在军旅面前的是一片荒芜泥泞的茫茫大草地。红军在沼泽地整整行军40余天，是在饥寒交迫中走过草地的。没有粮食吃，就煮牛皮带吃，或抓把草根、野菜，用手搓搓，就塞进嘴里吃咬，渴了就喝泥潭里的水。越往后，越疲惫，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。在草地行军更可怕：泥潭沼泽一不小心陷下去，就会越陷越深，直至把整个人全都埋没。战友遇到这种情况，去帮忙、有时也会一齐掉下去爬不起来。炊事班的一个战友背着铁锅陷下去了，经过营救，救不上来，最后牺牲在草地。

在长征路上，每到少数民族地区，红军都要抽出一些同志，向少数民族人民解释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铁的纪律，和他们的关系搞好了，才能从他们那里通过。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，出了要严格遵守三个纪律八项注意，还必须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这样，红军一路走，一路做群众工作，一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1935年9月中旬，我们红一、三军团，攀登陡峭的崖壁，突破了天险腊子口，进入了甘南哈达铺。部队只有6000余人，改编为陕甘支队。彭德怀任司令员，毛主席兼任政委。这时，毛主席在通渭召开了红军副排长以上干部大会，我亲身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。毛主席讲到最后时说：“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。”接着便朗诵起《七律·长征》来。我们听完后都倍受鼓舞。10月中旬，部队继续北上，达到陕北吴起镇，胜利地结束了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。

（罗时来执笔）

（本文选自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的《铁流二万五千里——长征》一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