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日，深圳市人才研修院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、上海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进行了一场主题讲座，并与网友和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。
新冠肺炎治疗有没有后遗症？
西方的群体免疫，代价有多惨重？
新冠疫苗出来后，谁该先注射？
以下是现场问答实录：
01.我们都知道流感和普通肺炎很容易和新冠发生叠加，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是低成本高收益预防这个疾病的方法，我们国家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，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办法提高接种率？
张文宏：流感疫苗接种率中国现在在2%左右，流感疫苗接种的成功率、保护率是60%左右。所以世界上要避免流感流行，达到群体免疫，基本上大家的接种率要达到90%以上才可以，因为保护率才60%，因为有病毒的变异。所以现在想通过流感疫苗的接种，基本上中国2%的水平达到每年抑制流感的流行一点可能性都没有。
中国2%的人接种了，80%的人是无所谓。怎么才会产生有所谓呢？每年冬天你都可能发一次烧，你有所谓吗？问题是你无所谓。如果发烧集中发生，造成了医疗挤兑，死了很多人，你就会有所谓了。所以到今天有没有所谓完全在于你的感受，你没有感受到有所谓，它的病死率是低的，但感染率非常高，每年全球因流感死亡的人数是30-60万，但这在70亿的人口里面你又觉得没什么，因为这个数据跟你没关系。
但是一旦有关系的时候会非常麻烦。所以在很多年前，大家看过一个公众号发的一篇文章，写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，讲到一个老人家得了流感死掉了，老年人是流感的重点风险，所以今天接种流感疫苗不是为别人，是为你自己。所以今天在这里呼吁，建议重点人群老人和小孩还是要打疫苗。
02.新冠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么控制死亡，有没有后遗症的问题？
张文宏：关于后遗症的问题，目前已有的数据显示新冠病毒能够广泛侵犯到血管内壁，所以对心脏和肺都会造成损害，但是从目前我们对非常重症病人的观察，对大多数病人的观察，没有看到严重的不良反应，我指的严重不良反应。
你讲的注意力不集中，老是觉得自己没力气，这种症状在医生看来叫非客观症状，我们无法检测得到，很多都是自己想出来的。
现在的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，三十而已以后很多人会出现这种症状，老是觉得自己没力气，没有以前那么有精神，老是怀疑自己生病。我告诉你，将来三十而已、四十而已都是这个统一的症状。
当你生过一次重病，很多人的情绪会受到影响，当我们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，你会出现这种症状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但是对我们医生来讲，我们需要的是非常客观的功能检测方面的差异，比如肺的呼吸功能，这些问题要通过客观的检测才可以，主观方面建议可以通过心理方面进行疏导。
03.新冠疫情期间，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“共产党员先上”，这句话在老百姓中引起很大的共鸣。请问您认为为什么这句话会引起这么大反响？
张文宏：共鸣就是认同，这个共鸣是什么呢？共产党员觉得极其有自豪感。这次共产党员真的是先上，而且做得非常好。
像我们科室第一批是共产党员先上，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们基层的医生，虽然也是比较著名的专家，但是我又不是领导，专家是比较著名的，但不是领导。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，病人来了看病，疫情来了控制疫情。这时候疫情来了，派人上负压病房，谁去武汉，所有人都非常怕。武汉当时死的人也不少了，网络上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帖子，这时候你说没有恐惧我就觉得你有病，这时候恐惧是人的常态，我们人类能够走到今天活下来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怀着敬畏和恐惧，如果我们对万事不恐惧人类就灭绝了，我们不能自高自大。
恐惧的时候谁上呢？年轻人先上。问题就来了，年轻人说我先上很可能就死掉了，那些人已经活得那么久了，他说张教授你已经活得这么久了，我老婆还没有娶，孩子还没有生，人生还没有过你就让我上了。我说老的人先上，老的人就想了SARS时候我先上，H7N9的时候我那时候年轻我也先上了，现在我老了，年轻人突然说要老的先上，他也不干。我说让家里没有孩子的先上，他说老婆娶了，但我现在儿子还没有，还没有传宗接代，将来我的基因可能就没有了，怎么能叫我先上。
我是党支部书记，我当时看很多人写申请书的时候都写得挺好的，这时候不是正好嘛，你在入党的时候写入党申请书，里面写的为人民服务，有困难我先上，这个事情大家都是讲好的。共产党员在整体的比例里面是10%-30%，第一批共产党员上了，第二批又要去武汉了，谁上呢？我又碰到这个问题。你们说谁先上？领导上，第二批是科主任、处长先上。第三批又要派人了？这时候谁上？男人先上。从远古到今天，男的出去打猎，女的在家里带孩子、采集，家里所有的负压病房、实验室女同志上，第三批去武汉的男同志上。第四批谁上呢？很多人都很自觉了，这时候大家都非常自觉地踊跃报名。第四批都上了以后，很多人问我，张老师有没有第五批？我这次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武汉，但是我的同事去了，大家有这颗心就好，我们在上海也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为国家服务，在深圳的传染病医院和武汉的传染病医院都是为国家服务。
共产党员先上这里面蕴含了极大的文化，蕴含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情。
04.如果COVID-19变异，自然感染状态下能否做到群体免疫？类似瑞典的策略。
张文宏：不要等到COVID-19变异，现在谈COVID-19变异为时尚早，到目前为止没有增强或减弱毒力的现象。流感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异的，新冠发生变异要比流感弱很多。瑞典的自然免疫带来什么结果呢？
两个结果，第一，在整个欧洲瑞典的病死率是比较高的，百分之十几，中国能不能接受？中国现在武汉以外的城市低于1%，现在突然上升到10%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你如果要群体免疫就会达到这个水平。第二，瑞典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达到群体免疫，瑞典老百姓还是不自觉地采取了社交距离，虽然政府没有规定，但自己采取了，这某种意义上也抵抗了群体免疫。
群体免疫要达到50%的感染率，西班牙经过一轮新冠大流行，死了很多人，病死率很高，现在做群体性免疫测定，群体性免疫力是5%，西班牙搞成这样才5%，要达到50%，这种情况还要再来10次。武汉是接近5%的病死率。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接受群体免疫，让武汉再来10次，你能接受吗？没有人能接受。
从武汉战疫结束以后，我们国家就定了一个方案，我们对新冠病毒就是赶尽杀绝，动态清零，发现立即快速做扩大检测，精准防控，尽量少影响经济，以最快的速度扑灭，然后开始正常生活，我们绝不允许（自然）群体免疫。所以在中国讨论群体免疫一点门都没有。因为瑞典国家人口非常少，只要把老年人保护好，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松散自由的状态，而且他的医疗资源非常丰富，大家生病了去看就可以了。国家与国家之间，文化与文化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异的，东方文化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非常谨慎，我们对于生命就是以这种非常谨慎的态度。但是这里无所谓好和不好，你在东方可以说是谨慎，在西方可以说是豁达，但是谨慎好还是豁达好呢？这不好讲。我只能说瑞典人很豁达，东方人很谨慎，大家都是好样的。
05.深圳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多，平均年龄比较轻，如果疫苗出来的，供应的量如果不够的话，如果要申请这个疫苗，在年龄段上采取什么策略比较好？
张文宏：疫苗策略在国际上都是一致的，我们采取两个高危的原则，第一个是高危的人群，首先是患病率、病死率最高的人群，所以首先是65岁以上的人应该全面注射。因为老年人的病死率是年轻人的10倍，这是欧洲得出来的数据，在武汉的数据也是接近于此，武汉是4-5倍，因为武汉发生了医疗挤兑，在没有医疗挤兑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病死率是年轻人的5-10倍。第二个是比较有可能感染的人先接种，就是医务人员。第三个是学生优先接种，因为学生是聚集人群。这三类人群接种以后，应该鼓励大家接种。
来源：“读特”客户端、深圳卫健委
作者：读特记者甘霖杨丽萍罗莉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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